“怎会又有禁书入境？！朕不是让太史编纂皇历了吗？”司马睿怒气冲冲, 把一册书扔在了地上。
王导垂眸望去, 只见上面鲜亮的封皮上，露出“开明六年”字样。这是赵国明年的皇历，也是那谋逆的贼子，第二次把历书买入大晋。
谁曾想, 一国之君会刊印历书, 四处贩卖？这简直有失国体！然而偏偏，历书关乎农耕要务，赵国编纂这本皇历，又有时令季节和行事宜忌，做的精巧细致。这样一本, 只卖五百余钱, 莫说世家，就连下面的寒庶商贾, 也大有人私藏。
这就犯了天子的忌讳。司马睿又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那乱臣贼子的历书, 跑到自家地盘？然而天子明令, 一禁再禁, 却始终无法禁除这祸害。就连狠下心刊印历书, 也毫无用处。
五百多文, 想印这么一本书，光是成本就不够。加上仓促编纂，卖不过人家也是应有之义。不过王导不会这么说, 只是柔声道：“陛下也可下旨, 若有私藏禁书之人, 皆罚钱入刑，以儆效尤。”
听到这话，司马睿眼中一亮：“罚钱，定要多罚！还有私售北地货物者，一并处罚！”
罚罚买历书的小民也就罢了，北地货物是谁都能用得起的吗？别说瓷器、绢锦，就是日常用的香皂、花露也不是便宜物件。不论买卖，都有高门涉足。若是细究起来，恐怕是自取其辱。
但是王导也知道，天子是被逼的没法子了。如今皇家可不比太康年间，宫里的财物被洗劫数次，迁都又花费了不知凡几。就算把当年琅琊王的家底都翻出来，也不宽裕。加之侨置郡县，安顿北人，又有不知多少小民成了豪门隐户。如此一来，国库更显空虚。若是真能罚到些钱，恐怕能让陛下喜上眉梢。
既然天子上心，王导就不会明面上反对，拱手领命。见王导如此态度，司马睿收敛情绪，叹了口气：“这些都是小事。如今那梁贼进兵雍州，恐怕要同匈奴打个难解难分。不如让大将军出兵，夺回豫州？”
前两年豫州也打了几场小仗，结果王敦一退再退，直退过了淮水。这事总是让司马睿耿耿于怀。他把军政大权都交给了王导、王敦兄弟二人，朝中情形却一日不如一日。王导在内也就罢了，好歹能安抚百官，王敦是不是就有避战之嫌了呢？
琅琊王氏一脉同枝，王导当然要为堂兄辩解：“如今战事方起，那叛臣梁丰还未把兵力全都压在雍州。唯有其深陷泥潭，才是夺取豫州的最好时机。陛下切不可心急，坏了前线军务。”
前线还有什么可坏的吗？司马睿忍了又忍，终究还是道：“太傅说的不错。不过大将军出征在外，扬州总是少了些防备。朕想封刘琨、戴渊为镇北、征西将军，拱卫京畿，防备外敌。”
这话听起来像是征询自己的意见，但是王导深知，天子对王敦还是多有不满。尤其是这些年王敦数次领兵平定流寇，琅琊王氏已经在荆州、扬州军中，安置了太多亲信。提拔刘琨、戴渊，实则是防备王敦揽权。
而对自己说这些，就是在试探他的态度。天子虽然软弱，但是并不愚钝。若是自己真与王敦内外勾结，天子可就要寝食难安了。
因而，王导谦恭行礼：“陛下所虑甚是。刘将军当年随东海王征战四方，极为善战，定能拱卫京师。”
司马睿的眉毛抽动了一下，刘琨可辅佐过不少司马郡王，然而诸王皆死，他却活了下来。中山刘氏又未曾彻底迁出北地，恐怕还有不少族人为梁丰那逆贼效命。这人能不能信赖，确实是个问题。沉吟片刻，他道：“刘琨善战，还是协防寿春更好。让戴渊、刁协留守京师吧。”
即便自己进言挑拨，天子还是任用了刘琨，而且把他放在寿春。看来天子对堂兄的防备，又上一层啊。
心底暗自琢磨，王导回到了家中，立刻写了份信，着人送到荆州王敦处。王敦刚刚带兵平复荆州叛乱，就收到了堂弟的家书，一看之下，勃然大怒：“司马小儿！若无我兄弟二人，哪有你今日！”
这话说的殊为不敬，然而下面幕僚无一人敢言。王敦刚愎自用，脾气暴躁。此刻相劝，万一触了逆鳞，恐怕会送命。
一通怒骂之后，王敦强自收敛，冷声道：“刘琨若是前往寿春，当如何处置？”
两人同朝为官，实不该问这样的问题。然而下面心腹会意道：“听闻刘将军与那豫州乱臣祖逖乃是好友。如是稍有差池，寿春危矣！”
刘琨和祖逖确实有交好的传闻，但是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现在摆出来说，不免有构陷之嫌。然而王敦却捻须颔首：“是不得不防……屯兵武昌郡，若是前线生变，亦可协防！”
这哪里是协防的架势，分明有防备朝廷之意。若是自武昌郡发兵，攻克建邺也不无可能。不过僚属并无人露出讶色，反而纷纷称是。王敦这个镇东大将军，豫、杨、荆、湘四州大都督，已经做到了位极人臣。况且还有王导在朝中把持朝政。以琅琊王氏取代司马氏，也无甚不可。北地的梁氏不过是个二流门第，亦可以称王称霸。琅琊王氏人才辈出，不更值得辅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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