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子是难得一见的好本子，副厂长同志已经决定要了，可是此时才想起来，作者是谁啊？
大家一齐凑过来，嗯，大撒把的篇名下就两字——钱粮！
“这名字好啊，有钱又有粮，还有才啊，就这份才气，这个钱粮，将来在文学界得占有一席之地！”作为上影厂分管创作的副厂长，他的眼光很毒，他这样说了，一众编辑没有一个人有异议。
可是这钱粮，人到底在哪呢？
上影厂马上把电话打到了《当代》编辑部，那边的编辑不说这事儿则罢，一说这事儿一肚子委曲。
就这位钱粮钱大爷，他们也在找呢，人一直没找着，要不，这篇稿子刊发的时间还要提前。
就是这位钱大爷，寄来的稿件，用是邮局的邮筒，稿件上面也没有地址和联系方式，并且，稿子都改得不象样子，“我们当代的稿件，哪一个稿子不是工工整整一笔一画啊……”编辑的委曲隔着电影就能听着。
可是正因为这样，这篇稿子才引起编辑的重视，编辑一看，就读了两页，好嘛，马上拿给副总编！
副总编起初说态度跟编辑一样，一看稿子也没有誊写，就说作者不认真，可是再一看，稿子就拿给总编了……
“当代杂志成立，这位大爷，是第一个敢把草稿寄来的作者，我给改的错别字，给誊写了一份，这也算我编辑生涯的独一份。”当代的编辑发着牢骚，牢骚是对人的，可是说起稿子，仍然是赞不绝口，“你们上影要找人，动作可得快点，不少人打听呢……有人来了好几趟了……”
还没放下电话，上影的编辑就抓瞎了，上海京城隔着多远哪，当代的编辑都不知道，他们上哪去找作者去！
可是，找不着作者，哪能买得着版权……
“就一点没有办法？”副厂长是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他特别相信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说法。
“我们猜，作者可能是出国了，稿件是用新加坡酒店的记事纸写的……”当代的编辑最后一句话，象是给这件事划上了句号，人要是出国了，那真没有办法了……
“先忙影展吧，我总不能到新加坡去找吧。”副厂长只能遗憾地放下手里的稿子，影展那边还有一堆事呢，可是他刚走出去两步就又回来了，一众编辑纷纷望着他，“嗯，这本当代，我拿回家看看，刚才也就看了个大概，晚上我要好好读读……”
影展还在继续，北影的王洋厂长走了，可是许多电影制片厂的厂长留下了。
峨影厂的副厂长韩三平就是其中的一个，身为四川人，他是吃不惯上海人的午饭的，别的不用说，味道太甜太淡，还没有辣椒。
“格老子，上海人的饭没法吃，老米，中午饭我们不在上影凑合了，出去吃，叫上西影的吴天明，还有那张艺谋……”吴天明的个性，很对韩三平的脾性，两人对电影市场，看法也差不多。
当然，对于饭菜的口味也差不多，能吃辣，也喜欢吃辣。
“我们中国电影人想吃肉只能靠市场，文艺片得拍，娱乐片更得拍……”韩三平举起酒杯，同桌的吴天明、米家山、张艺谋等人纷纷举起杯子。
这时期，那些后来在中国商业电影史叱咤风云的大佬们还在各自的一亩三分地耕耘着，谁也不认识谁。也就是借着影展这个机会，还能交流交流。
韩三平说的娱乐片，其实也就是商业片。
此时的中国电影市场还不敢大张旗鼓地说什么“商业片”，只能含含糊糊地说“娱乐片”，以避免让人误解自己对商业利益的明显导向。
娱乐片也好，商业片也罢，对于当时还不知资本为何物的中国电影人来说，无所谓，只要能多卖几个拷贝，电影上映后，观众愿意掏钱买票就好。
其实，早在三年前，韩三平就尝试过娱乐片了，此时的峨影厂，导演张西河正在拍摄一部《峨眉飞盗》，名字起的很惊悚，可内容稀松平淡。
张西河并不担心票房，那和他没一毛钱关系。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导演只管拍，好不好看不用管，反正都是国家买单。
韩三平看完剧本后，大为光火，他深知按照原来的套路拍，观众根本不会买账。
开机前一天，韩三平来到《峨眉飞盗》的剧组，毫不客气地丢下一句话：“张导，这部片子必须改成动作戏！”
面对少壮派领导的指示，张西河当时就懵了：“龟儿子！开玩笑呢！我明天就开机了，这哪儿来得及！”
“我不管！你给我加七场动作戏，怎么弄，你想办法。”说完，韩三平转身离开。
韩三平毕竟是领导，满腹怨气的张西河只好找人连夜调整剧本，最后总算完成了任务。拍完后，张西河觉得韩三平有些不讲“武德”，不尊重老导演，气呼呼地找上面告状。
可没想到这部调整后的《峨眉飞盗》大获成功，作为导演的他也受到不少好评，自此闭口。
“嗯，北影那小伙子那天那些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吴天明放下酒杯，唐秦，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如果娱乐片跟文艺片凑到一块，对上面也交代得过去，还能多卖拷贝……”张艺谋起初还在闷头吃菜，说到电影，他脸上才不那么苦大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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