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新官上任，吏员们都要给新官一个下马威，以便这位新官在以后的岁月里肯任由吏员折腾糊弄，但这次“履新”仪式却与原来的完全不同：主官苏轼原本干的就是杭州通判；押司高俅是小吏出生；推官秦观是苏轼带来的；赵兴又是本地人，所以吏员们迎接赵兴的笑容，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这些吏员以前也都跟赵兴打过交道，所以也不用介绍，每人跟赵兴问了个安，接着，高俅抱着一大堆公文过来，赶走了其他人，他一边跟赵兴闲聊，一边将那堆文件塞给赵兴：“赵兄，衙中的小事我已经替你处理了，剩下的都是大事，秦先生已经看过卷宗了，他在每份卷宗后都有标注。离人若觉得没什么问题，就按他说的，只管用印……
这里还有几份，事关重大，也都有些首尾，秦先生不敢下判语，但凭离人做主。”
宋代衙门不是每天都审案的，也不是每天都接受诉讼。考虑到每月初一经常遇到假日，所以宋朝规定：逢五放告。亦即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这三天，接受百姓的诉状，并进行审理。
宋《刑统》还对办案期限做了规定：凡20贯以上为“大事（大案）”，10贯以上为“中事”，不满10贯为“小事”。为了提高司法机关的效率，朝廷还作如下规定：凡大理寺审判的案件，大事不过25日，中事不过20日，小事不过10日。地方政府审核案件：大事不过15日，中事不过10日，小事不过5日。
高俅递过来的这一摞子案件，大多数已超过了十五日的审判期，这也没有违反地方刑事审判期限，因为宋刑统规定：当地方审案时，涉及到异地取证，或人证过多无法召集，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效率，朝廷还给予了一个宽限期——三个月。
不过，为了增加效率，朝廷还规定，如果证人居住的地方离案件受理官衙超过一千里，则这样的证人不再传唤。
大体上，宋朝官吏还是能够遵守审判期限的限制，对赵兴来说，他的新官职任命也没超过三个月，新官上任期限本就有半年，所以这段时间即使他不履任，也属于合法，当然也算不得拖延案情。
赵兴抖擞精神，准备过一把宋代法官瘾，运用他的逻辑推理知识，好好判一个案子，在宋代赢得一个明代的“青天大老爷”称呼，但他翻阅完那叠卷宗，失望的发现，宋代谋杀案实在很少，少的令他无处显露身手。
二十贯钱就是大案，这20贯能干什么？杭州当时最肥沃的粮田每亩大约五至七贯，而宋代法律规定的大案，也就是三亩田地的归属而已。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宋代治安好的令人发指，好的像个传说中的乌托邦。
看完那叠卷宗，只赵兴恨得牙痒痒，他恨不得在地上打几个滚，大声提醒大家——我一天几千贯上下的收入，看完这些卷宗花的时间，也足值几百贯收入了，我浪费几百贯的精神，推敲几十贯的归属，这不是折腾人吗？
恨起来，赵兴真想把那些诉讼人叫到眼前，每人发二十贯，让他们回家了事。多大的案子，二十银币的争夺，谁有这闲功夫听你们争论，还不如泡上杯茶好好享受——光我这玻璃茶壶也值20贯。
又翻开一宗大案卷宗，才看几眼，忍无可忍的赵兴终于爆发了，他在官衙里发出一声响彻云霄的咆哮，声音里充满了悲怆，充满说不出的委屈：“高俅，你这厮……瞧这卷宗，这也是大事：一头牛吃了对方的秧苗，踩踏了渠口，导致对方秧田淹了……我家上下几百号人，每天宰的牛都不止一头！天，这什么世道，两老汉拿一头牛来折腾我——还是合法折腾我。”
高俅在一旁提醒：“离人贤弟，一头牛价值一百贯啊！那可是超级大案！泼天大案子啊！瞧，淹了对方十亩地——如今这一斗米可是价值六十七文？十亩地，能产好几百斗粮食啊。这一耽误农产，岂不是数百贯的损失？”
“唤那两个老汉来，气死人也！我给他们一人发200贯，只求他们别告了，我的时间，我的生命，我的精力……”赵兴恶狠狠咆哮。
“今天不是审案的日子，我找不来那俩老汉”，高俅回答的很冷静：“至于说地方官给百姓发钱息诉——离人，《宋刑统》上可不是这么规定的！”
赵兴一肚子火也无处发泄，他深深喘了口气，吐出一个字：“忍”。
接着，他继续看卷宗……
上任的第一天，这份工作就令赵兴十分气闷，他忙到下班，草草结束了工作，满脸不高兴的爬上马背，与高俅一起回家。
宋代官员没有作息时间制，大多数官员都是住在官衙后面，以便随时接受公务。赵兴是本地人，他上任第一天就立下一个规矩：除了值班人员外，其余官员每日辰时一刻（大约当地时间上午7时30分）上班，酉时下班（大约下午五点钟），而夜班人员轮值，享受日薪三倍的夜班津贴。今天是上班第一天，赵兴身体力行，听到杭州的莲花漏在下午敲响第五下时，立刻毫不留恋的离开府衙，往温暖的家里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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