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是标准是法，温是轻重是分寸，简是度，不傲是心。
这样诠注出来的中庸，会成为宋朝最好的良方，甚至对后世起到指导作用。
不仅是治国，可以用在多方面，比如换了不同的上司与下属，就要有不同的策略，要保持公正之心，看不惯的温言相劝，再劝不听的，理智的回避，与世人眼里难得糊涂的中庸似乎很相似，但因为有一个直字，性质截然不同，更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
再比如教育孩子，不能自以为是，自己想怎么样，就必须让孩子怎么样，怀有谦虚的心，站在孩子的角度想一想，尽量简单化的劝解，做到简而不傲。再根据他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调整，遇到困难时，鼓励几句，让他不能气妥。成功时戒告几句，让他不能骄傲自满。学习不认真时，不能来一个望子成龙，拳打脚踢，要慢慢的纠正他。又是与时俱进，直而温之！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中庸！
修身做人、齐家、处世、治国、平天下，那方面用不到？
至于前面的包容调剂，一路上郑朗就对四个学生说过，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首，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
等等，这些话都含有浓浓的包容，或者调剂的意味。
《中庸》非是孔夫子所著，乃是后裔子孙所著，秦汉时学者将它整理出来的。
以前一直没有重视，直到唐宋才渐渐意识到它的价值。
可这本几千字的小书里有许多问题，前面说得很好，后面渐渐跑题，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趋向，还有的地方不知所云。
于是前人只好笼统地说所谓中庸就是天人合一，天道与人道合而为一，但什么又是天道，什么又是人道，这一扯更容易跑题，不知所云。
最后变成常用，变成了难得糊涂。
越变越小家子气，甚至很猥琐来着。
倒是后人所诠注的执两用中，颇为准确，然也脱不离小家子气，空泛，未能真正将中庸的博大与实用精神演绎出来。
但有一点，中庸非是孔夫子所言，乃是后裔根据孔夫子的思想演变出来，所著的一本学术性著作。
经郑朗这一诠注，味道在改变，或者更进一步，已非是孔夫子后人的中庸，但绝对是孔子的中庸。所有论点皆是从孔孟荀三人的著作，或者他们所修的书籍中找出来的。
连这四句真言的思想，也全部是儒家的思想，
足够了，只要是“孔子的中庸”，儒家就能接受它。
甚至所谓的“与时俱进”也是一种天人合一。
但此中庸与彼中庸相比，有了核心明确的思想，有了天人合一，有了德行合一，有了一个泛泛的准则，更有积极的普世价值！
一开始其他人还是不明白，郑朗又再次大约做了一个解释。
四小忽然扑过来，高兴的将郑朗托起来，道：“郑大夫，这才是儒学！”
岂止是儒学，这是借着原有中庸的框架，在创造一门新的儒学系统。
赵通判仔细的回味一下，终于明白大部分，喃喃道：“好大的中庸。”
总体来说，现在的宋朝官员心态不是很恶，有嫉妒心理，但很难找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坏人。
造成这种环境，一是刘娥，二是赵祯，皆是比较贤明的统治者。真正的那些“奸臣”不存在市场，换蔡京到赵祯朝，肯定非是蔡京，顶多就是一个吕夷简罢了。最恶的人，无疑是夏竦，然而夏竦当真是象史书里书写的十恶不赦？
所以赵俊对郑朗不吃味。
叹息一声，又说道：“郑知州，你也是现世报。”
别管这对小夫妻是不是在作秀，能做到这种样子，一般官员肯定是做不来的。于是好报应来了，让他豁然开朗，终于悟出郑氏中庸……
……
郑朗没有急，想要诠注它，必须有一些帮手，帮手就是三个学生，严荣暂时帮不上忙的，三个学生学业还没有到那地步。自己也是，更欠缺的是阅历，对社会的认识。
确立了核心标准所在，放在哪儿了。
虽然此事与今天三碑赋迅速传扬开来，郑朗也保持着一颗谦卑的心，将视线转移到政务上来。
他那封奏折就到了京城。
其实吕夷简已从吕三叔信上得到许多消息。
看到郑朗的奏折，郑朗心中打的什么主意，一看吕夷简就清楚明了。这小子野心很大啊，离得远，还不知道郑朗另一件野心很大的事，已经出现黎明的曙光。
反正猜测出郑朗要有大动作了，可有一些难题，无论圈圩或者连圩，私人占有的湖泽终是一个难题，有的大户人家占着两千亩的湖泽，反正是废湖泽，官府无所谓，可圈圩时也要赔偿两千亩良田。那成了什么？
以及一些人乘机圈圩，以便连圩时讨要良田。
这种小伎俩，吕夷简见得多了。
因此讨要这份诏书。
这份诏书对其他地方没有作用，就是颁发成律法，那些大户人家该占还是占，不过有了这份诏书，郑朗有了法据，就可以在圈圩时找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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