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些信，有的曾国藩没有回；回了信的，也是言不及义，一句关于“土丝”、“洋丝”之争的明确表示也没有。对于故旧们的请托，曾中堂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大伙儿都颇为困惑。
另外，“京控”的路子，走的虽然不顺，可是也没有停下来，同情“土丝派”的江浙籍的京官，其实不在少数，一轮又一轮的“冰敬”、“炭敬”送下来，终于有几个表示，愿意为“调和土、洋之争，说上几句公道话”。
同时，曾国藩那里，除了写信，“土丝派”希望，能够有人当面“给中堂请安”，“面陈所请”——至少，得搞清楚曾涤生肯不肯帮这个忙啊？
曾国藩奉诏入京，“土丝派”认为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如果能够说动曾中堂，陛见的时候，有意无意，对“洋丝”扔出那么一句半句不以为然的话，即便不能马上“动摇天听”，“土丝派”也可拿来大做文章，“洋丝派”的压力，就会倏然大大增加！
这就是为什么不断有两江籍贯的京官，造访贤良寺，说什么“两江受惠中堂至深，受乡梓士绅之托，前来问候起居”，云云。
只是他们没有想到，不论什么人求见，贤良寺的门上，一律挡驾；对“前来问候起居”的两江籍的官员，尤其不客气，说什么，“爵相督直，如果是直隶士绅有所陈请，登基大典之后，或许不能不见，可是，两江关爵相什么事儿？大人请回，就是登基大典之后，也不必再劳步了——爵相是不会见的。”
“土丝派”灰溜溜的，他们没有想到，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不是“铁路大辩论”那个时候的曾国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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