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什么？”郁楷虚心请教道。
原来，郭松龄改革之前，在北洋军阀不成文的规矩里，军队的军需大权掌握在各级长官手中。换句话说，无论是军需也好，军饷也罢，能不能要来，能要来多少，跟下级军官的编制无关，而与长官们的心情有关。
长官们掌握了这个权力，自然是看碟下菜，挟天子以令诸侯，拿着吃饭的钱和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的军需拉拢部下，打压异己。士兵跟着好处走，有奶便是娘，久而久之，成为长官之间争权夺利的筹码。
这个弊端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暴露无遗，张作霖当年一起发家的那帮老兄弟不仅失去了年轻时的锐气，变得贪生怕死，而且任人唯亲，没一个具备把他老张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大局观。各部的精锐不上前英勇作战，而是围绕着长官身边提供过度保护，普通士兵则由于平时克扣军饷现象严重，压根儿无心作战，刚一见血便四散逃窜。
“懂了，”郁楷拍手，恍然大悟道，“所以为了避免关键时刻不掉链子，必须得整治这种失败的制度。”
“是啊，如果不改善这最基本的一点，那么即使奉军数量再多，也仍然会是一群乌合之众。这迫在眉睫的任务，便被张作霖丢给张学良，而甩手掌柜张学良又交给了郭松龄。”
郁楷，“......”
这对父子俩心好大，果然不愧是亲生的，一脉相承。
“所以，少帅到底在忙啥呢？”他接着不耻下问。
呃，马远心想，大家都是男人，谁不懂谁，你非得在这装傻充愣、明知故问，少帅还能忙啥？据他所知，郁楷挂在百度搜索上的前女友也不少，怎么可能不懂少帅分身乏术的苦恼？
因为张学良懒得理会日常军务，将一切交给郭松龄全权处理，于是后者就在他从战场上保存下来的三、八两旅率先开始了军需独立的尝试。
这项措施在当时还是创举，无论是哪个派系的军队都没有这项制度，包括蒋介石的中央军。
其实，很多事情，并不是难到大家想不出解决方案，而是聪明人都喜欢明哲保身，不去触犯众怒。
商鞅变法厉不厉害，当然厉害，秦国之所以能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全赖他奠定的坚实基础，可是商鞅本人得到了什么下场？想想都不寒而栗。
也只有郭松龄这样理想主义的二愣子，才会专注做事，不在乎后果。
郭松龄的整军方式使得散漫的奉军面貌一新，以至于在1924年秋进行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出师大捷，所向披靡。
这一战不但巩固了张学良的继承人地位，同时也使得奉系军阀入驻京城，张作霖终于实现毕生夙愿，成为华夏实际的掌权者。
据张学良自己说：“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奉天方面取得了胜利。但是这次胜利的功劳不是我的，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实际上是郭松龄支持着我。”
60多年后，行将就木的张学良仍然对于这位年少时的良师益友颇多赞誉：“我最敬重郭松龄，我前半生的事业完全靠他”。
所以可想而知，当这位他最信任的人揭竿而起时，张学良有多么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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