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没钱，可马上就会有钱了。我长了翅膀似的，飞回了公司，马上打电话给大渡渚。大渡渚对我赞不绝口，但提到钱，他说，几百万他拿得出来，不算什么，可经商忌讳用自己的钱，最高境界是借鸡下蛋，空手套白狼，徒手扎蛤蟆。我懂了，大渡渚绝不是没钱，是要追求最高境界。这和我拉稀时候想的创意稍有出入。难度大了。我没怕。正因为难，方显英雄本色。
事情如果这么发展下去，会是另外的样子。所以造成后来的结局，是因为一个月以后，我发现，大渡渚是把我当成了鸡，想逼我下蛋，然后把我赶走，敢不服他就杀鸡取卵。当然要拒绝，大渡渚因此只得撤出。就因为他把我当成了下蛋的鸡，还要杀鸡取卵，所以我没用菜刀砍他，还和他成了彼此崇拜的朋友。
大渡渚委实出乎我的意料。后来，眼看承包的事儿就要成了，我找到饭店上属的局长，说，我们不承包了，不是因为钱，钱有的是，不在乎多点少点，怎么都是花。是上级不同意，我公司是有挂靠上级单位的。项目太小。局长听了差点没哭出来，又无话可说。我理解他的心情。冤大头没抓着，煮熟的鸭子又飞了，搁谁心里都不好受。其实，这其中还有原因。已经谈好的几个投资者——真正能下蛋的鸡，突然改口了。理由是，中国申办奥运没有成。当然，申办奥运和投资饭店绝对有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即使申办成功，我也不干了，因为我不愿意下蛋，根本没那功能。
到了这一步，大渡渚坐不住了。提出要撤。我露出些许惋惜，但哼哈地就是没一句整话。没整话，就是默认。后来的几天，为了财务移交作帐，大渡渚每天和会计在屋子里嘀咕。我很紧张，怕他在帐上捣鬼，给我留下后患。最后，大渡渚让会计把帐本给了我，说是经我认可后，第二天办移交。晚上，我一个人在公司翻看帐本，我不懂财务，还是看得出来，大渡渚造了本花帐，除了收回他投入的两万块钱，还把公司帐面上仅有的一点钱都划到了他的名下。我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冲进厨房抄起菜刀，一路使起来。手起刀落，墙上的筷子篓被我砍落，筷子天女散花般地撒了一地。第二刀，炒勺的木把被我齐根削掉，想象着锋利的刀刃砍到人身上的某个部位，我忍不住地一阵痉挛，像在高处往下看似的，裤裆里滴出了几滴尿水儿。在决定第一刀砍大渡渚哪儿的时候，我犹豫了。想，砍死了我得偿命；砍不死，他岂能甘休？说不定叫一帮日本浪人来和我搭话。就这么认头？又难咽这口恶气。晚上，我在床上翻烙饼似折腾了一夜，到了早上也没想好砍他不砍他，砍他哪儿。我两眼充满了血丝，在办公室里打坐，入定、调气。左右两边的抽屉里，一边是帐本，一边是菜刀。我想，事到临头，只能跟着感觉走了。
大渡渚来了，两眼通红，显然也是一夜没睡。看来是马杆儿打狼——两头害怕。他先在过厅打电话，声音很大，像是故意让我听的。在约什么人。放下电话，他说，几个道上的朋友，一会儿大家认识一下，做生意嘛，黑白两道儿都得通。我立刻明白了。接着，他警惕地看着我，说，怎么样，帐有问题吗？我突然作出决断，拉开了放帐本的抽屉，说，没问题，就是有两张单子，差会计的签字。说着拿出了帐本，喊来了会计。女会计扭着腰枝过来，我把两张只有大渡渚签字的单子放到她面前。女会计看着单子呆在那儿不动。我用余光看见大渡渚绉着眉头向女会计使眼色。女会计显得有些胆怯，还是一声不吭。沉默了将近一分钟，我微微一笑，把帐本、帐单一股脑儿地拢到抽屉里，说，算啦就这样，移交吧。
大渡渚站起来和我热烈握手，说，以后不谈生意，但还是朋友。他拿出一些钱，让我生活上用。说，你个人有什么困难，是另一回事儿。我拒绝了。大渡渚约的人没来，他就这么走了。我唯一后悔的是，没来得及问他，到底是不是炸油饼的二叔，因为熟了以后才发现，他的片儿汤话时不时地往外冒，纯正的不在我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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