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的官很多吗？
那是当然的！在朱氏朝鲜扫荡了李氏朝鲜的参与，顺道还搞了诸班平等和土地改革的同时。在朝鲜监国李翰章和朝鲜领议政闵致禄的主持下，重置了朝鲜的各级地方政府，同时又举行了一场科举考试以招募官员。
经过重置后的朝鲜地方从原先的8道变成了13道，下面除了府、郡、州、县之外，又增加了“镇”这个最低级别的行政机构。由于朝鲜的县本来就比较小，下面的“镇”的规模自然也不大，大约就是管理十几个村子，几千名百姓。而为了管理这些百姓，每个镇子都有至少十名有品级的官员和二十名没有品级的差役。整个朝鲜，光是近2000个镇，就需要两万名官员和四万名差役！再加上府、君、州、县四级地方官和朱氏朝鲜的中央官员，总数在十万之上，这样官僚队伍的确是有些庞大了……
不过，这样庞大的官僚队伍却是朱氏朝鲜维持统治所必须的！
“罗大人，恩大人，你们不了解我们朝鲜的情况，现在朝鲜的两班豪门已经荡然无存，乡村当中再没有豪门大户，都是差不多的小门小户，官府不可能再通过大户治理小户，只能直接出面管理，通常一个镇子都有四五千百姓，两三万亩耕地，另有一些工匠商人之家，没有三十名官员差役如何管得过来？”
在白龙岛海关监督衙门里面，一个姓朴名正南的朝鲜四品海关监督，正用一口洪武正韵在和朱济世、恩格斯这两位大明皇室财团的“大官”，解释着朝鲜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官。这个朝鲜四品官按照他的说法是潘南朴氏，祖上是新罗王朝的王族，在东学党之乱前也还是大户人家。而他是在东学党之乱时是站在朱氏朝鲜一边，所以才得了现在这个差事。
不过这个五短身材的矮胖子对现在朱氏朝鲜混同诸班，平分土地的政策，却是颇有一些微词的，而且还说得很有道理。
“以往我们朝鲜效仿中原，搞的是王与士大夫共天下。官府只到县，县以下都由地方名门管理，一县之官其实只需和几十个两班名门出身的大族之长打好交道，就可以把所有的政务都办妥了。朝廷的税负自有他们代征，地方的治安自有他们维持，就连教化百姓的书院私塾也都由他们主持。因而一县数名官员，十几个差役就足可以应付局面了。”
说着话，这姓朴的胖子就是一叹：“但是如今朝鲜混同诸班、土地平分，原本的高门大户全都威势无存，无法再替朝廷维持地方。因而一切事务，都需要官员自己去办理。如此官员数量当然要大增啦！
比如现在一镇的十名官员，二十名差役，看起来不少，可是却要负责征税、征役、捕盗、教化（教育），根本忙不过来。如果再按照原来的老办法，一个镇的地盘上，至少有十家两班大族的上百名子弟可以驱使。那时是以百人管数千人，而如今是是三十人管数千人啊！要是再少，事情还怎么做啊？”
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朱济世端起放在一张白木桌上的茶盏，品了一口好像用树叶泡的绿茶，思索着对恩格斯道：“弗里德里希，这个朝鲜人说得不错……士绅其实就最低级的封建主或是编制外的官僚，没有他们的帮助，依靠少量官员是根本没有办法治理如此众多的百姓。现在朝鲜的官民比例，包括士兵在内，不过是1：70，其实也算不得高。在日本，为了治理2700万人口，可有45万领俸禄的武士，还有数量更多的不领俸禄的武士，官民之比高达1：50。而在大明，因为汉地的一部分士绅仍然在维持地方，所以才能用三十多万个官，治理四万万几千万之人民。”
现在的大明、日本、朝鲜，大概是三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大明其实还是官绅共治，只是官的比例在逐渐提高，而绅则在渐渐淡出……由于朱济世只是部分剥夺了绅的政治特权，而没有剥夺他们的土地，并且实行本地人做本地官，使得那些做了官的士绅可以非常有效的治理地方。
日本所采取的则是典型的封建制，封建主多得要死，狼多羊少，下面的羊苦得不行，但是却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所以日本的乱子大多是武士之间的斗争，老百姓总是被牢牢压制的。
现在的朝鲜，朱济世利用大明帝国的强权和朝鲜连年的动乱，一举将原有的士绅阶级扫荡一空，不仅取消特权而且剥夺了他们的土地，使得他们彻底失去了控制地方的力量。于是，所有的责任就一下子全都落到了朱氏朝鲜当局的身上。
而用十三四万官（士兵、差役）对不到千万人口的朝鲜而言，当然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了。现在朝鲜农民大约40%的收获，都要用来缴纳各种各样的赋税和摊派，日子虽然比过去李朝时候要好，但还是紧巴巴的。
“怪不得太平天国和李闯政权都没有办法建立起真正巩固的根据地，原来是官员数量不足造成的！”
朱济世看了看这个收了皇室财团300块钱贿赂的朝鲜四品贪官一眼，心想，“还好自己没有头脑发热去学后世的那位伟大领袖搞土地革命……这土地革命，根本就不是自己这种水平的造反派能够玩得了的！一个土地革命，意味着要用至少占人口比例1%的干部去取代原先占人口10%左右的地主富农。这个数字在中国，就是起码450万干部！！！就算每个干部平均一年只要开销100元，也要花掉4.5个亿！现在大明朝廷中央加地方，一年都未必有3个亿的财入。而且450万干部又要如何培养？如何产生？想想都是一件让人头疼异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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